当然,这部作品能够成为“畅销电影”,最大的原因还是它尖锐地触及到社会的共同话题:法律公正所代表的社会公正。影片中曾经的模特儿曾洁儿,在一个偶然不幸中,成为了富人圈自我保护的牺牲品,从一个“玩偶”变成了“被侮辱和被损害”的无依无靠、哭诉无门的受害女性。虽然这种故事并不新鲜,但是在当下关注全球化、资本化大发展之后,关注社会公平性、公正性的如火如荼的社会思潮中,它可以说赋予了“老话题”以新意义。于是,《欢乐颂》原本对于女性成长的细腻探索,逐渐演变成爽剧模式。开启了上帝视角的观众,都扮演起自己成长经历中的“事后诸葛亮”,谁都更愿意代入更成熟更睿智更洒脱更优秀的角色。我们对何悯鸿的厌恶,何止是对剧情人设的厌恶?从某种意义上说,这种厌恶来自于自己成长经历中的每一次尴尬、失误、挫折、懊悔和痛苦,可以抵御深夜醒来脑中闪回社死瞬间导致的脚趾蜷缩,可以用来逃避自己过去的无能、无助和无奈,因为大多数人仍可以在何悯鸿身上找到自己现在的窘境。我们讨厌何悯鸿成长的停滞,因为恐惧自己也在遭遇成长的停滞。
Copyright (c) 2018-2023